哈菲子

国家监察委员会对这些人大代表在本职岗位上的公职行为的监督, 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大代表的投票, 使得监察委员会工作报告难以在人大表决中得到客观的票数;反过来, 这些具有双重身份的人大代表, 也可能利用对监察委员会工作报告的投票权, 来牵制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其公职行为的监督。

政党治理与政党的自我建设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不同的观察视角。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基础、逻辑框架和制度建构均能够从宪法中获取资源。

党内政治生活是教育管理党员和党员进行党性锻炼的主要平台，党的政治纪律是党中央的权威性、意识形态的战斗性、组织的严密性的重要保证，而党内监督覆盖党内的法与德、党员的言与行。毫无疑问，政党是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参与者之一。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他说：党的领导、指导思想在条文中不好写。可见，党内监督的目标十分明确，内容非常宽泛。

张千帆，2008，《宪法学导论》，北京：法律出版社。其中，党章是管党治党的总章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总遵循。宪法确立的政党国具有内外双重意义，首要表现是政党在国家宪法中有明确的地位。

（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1980：46）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其中，消除党争原因还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消除其存在所必不可少的自由。另一种是给予每个公民同样的主张、同样的热情和同样的利益。政府工作当然是在党的政治领导下进行的，政府工作加强了，党的领导也加强了。党纪并非只用于监督，也是政党结构、政党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Kam， 2009：21-37）。

全面从严治党不仅是政治运动，也要建立起制度化的民主路径，让政党核心和重要的权力、利益和任务实现规范化、程序化运作。具体来说：其一，新形势下开展党内政治生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要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德国基本法》明确规定政党的主要特征、地位以及党内民主的要求，希望实现政党的良性发展和政党政治的规范运作。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的宪法发展 全面从严治党输入了宪法的精神、原则和规则，吸收宪法资源用于党的自身建设。然而，这些不同观点并没有全面揭示宪法与党的自身建设的关系，尤其是未能说明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所立足的深厚的政治结构基础和推动宪法发展的意义。（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1980：49）共和国的代议制原则与分权体制可以控制党争，因为通过某个选定的公民团体，使公众意见得到提炼和扩大，因为公民的智慧最能辨别国家的真正利益，而他们的爱国心和对正义的热爱似乎不会为暂时的或局部的考虑而牺牲国家。

政党治理与政党的自我建设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不同的观察视角。而回答这个问题，是理解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自身建设实现民主政治发展和法治建设的基础，因为它体现了我们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毫无疑问，政党是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参与者之一。康拉德·黑塞，2006，《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中国共产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将宪法精神、原则和规则贯彻到党的自身建设之中，又通过党的建设推动宪法发展，从而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如果写在条文里，有人信仰宗教、唯心主义，不就违反宪法了吗？在‘序言中不是写主张，而是写历史事实。

⑤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9页。不难得出结论，党内监督作用于行使或影响权力的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从而发挥宪制性功能。

候选人挑选制度必须符合民主的原则和民主的程序。执政要依法，就包括了党要在宪法和法律之内活动。这种研究是在宪法工程学的视角下展开的。⑨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必须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其中，人民主权是宪法的原则和目标，它不仅揭示了权力的来源，也同时限定了权力运行的范围和方式。政党应公开说明其经费与财产之来源与使用。

另一方面，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具体来说：其一，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

具有严明的组织纪律性正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特征，中国共产党也通过组织和纪律凝聚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形成无穷的战斗力。因此，开展党内政治生活需要充分调动党的内部政治运作机制尤其是民主机制，它体现了民主的逻辑。

这个视角有助于理解全面从严治党的整体意义，也体现了党的自身建设的外部性——将宪制性资源引入其中，从而使其发挥宪制性作用。第二，全面从严治党涵盖党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发挥代表作用、吸纳代表范畴、容忍代表行为范围的变迁，厚植党的政治基础。

八二宪法在制定时，针对党与宪法的关系曾进行过详细地讨论，对于宪法是否需要明确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以及是否需要介入党内事务有不同观点（许崇德，2003：587，632-635）。事实上，从现实角度来看，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具有统一性。（一）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逻辑 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品格和最大优势。所谓宪法工程，正是中国共产党所推动的与宪法和宪法秩序密切相融的政治活动，实现依据宪法治国理政。

在中国的政党制度和宪法秩序之下，全面从严治党与宪法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是中国共产党主动推动的一种适应宪法秩序和宪法发展要求的政党治理模式，说明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意义，体现了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其三，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要求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各项制度，保障党员权利。

这种统一性甚至演化成为某种同一性，即党的成员思想行动一致，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一致。萨托利，2006，《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这就是通过宪法进行的政党内部治理，它揭示了宪法作为国家组织法的功能，在指引、激励和约束政党内部治理的过程中体现着宪法效力。尽管这两种宪法设计存在着一定差异，但它们却具有比较接近的政治逻辑，亦即融入宪法的民主和法治逻辑。

严格执纪监督亦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特点。党内监督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与管党治党的重要内容和途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属性。这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局面的战略思想和战略部署。它突出表现为要求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发扬党内民主和保障党员权利，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公开原则亦是民主的具体表现，引入的是社会性监督。党内民主的开展需要一系列制度平台和通道，这种民主性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结构的一种特点，也是党能够保持其性质、承担其任务、实现其使命的重要基础。

在中国，这个问题既有同样的内涵，也有独特的逻辑，突出表现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是我们党直接作用于宪法秩序的形式。关于政党的宪法地位问题，德国学界曾有长久的争议（张千帆，2008：414）。

政党的代表性、政党实现代表制功能的结构、政党内部民主机制、政党政治运行方式等，既是政党内部治理的对象，也是政党宪法地位乃至宪法秩序的核心问题。这是确保党的人民性的基础，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